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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使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领域中获得如此威望的,正是法国文化的卓越地位。其影响并非局限于欧洲范围,还波及了美洲和非西方国家。
正是这种年轻的乐观主义,促使加缪在《局外人》中,把法国主人公轻率地杀害一个阿拉伯人的事件描述成哲学问题,而非殖民问题。因此,当有哲学学位的聪明作者谈到气愤的传教士,或者苦苦追求名气的艺术家,或者骑自行车的跛子,或者和情人一起去海滩的男子时,他可能早已神游万里,陷入令人目眩、富有启示的形而上的沉思中。在所有这些小说里,他像一位炼金术士把贱金属变成细工饰品一样,通过重组生活中的平凡细节,写出精致的哲学作品。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法国哲学小说的悠久历史。加缪和狄德罗一样,都属于这个传统。加缪的独特性,在于他轻而易举就融入了这一传统,它带有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它离不开尖酸巧智,离不开稍带书生气、有点权威的腔调。虽然这些小说属于涵括爱伦·坡和博尔赫斯在内的哲学短篇小说传统,但它们的华彩、活力和气氛,都得力于小说家加缪的描述能力。
读加缪的作品,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对两件事印象深刻:加缪与其作品主题之间的距离;加缪与他那柔和、近似于低声细语的叙事方式之间的距离。他似乎总在犹豫,要不要带读者进入到故事的深处,还是把我们悬置在作者的哲学担忧和文本本身之间就算了事。这也许反映了加缪在生命最后几年里所遭遇的文思枯竭的难题,这是毁灭性的难题。有人在《哑巴》(The Mute)开头的段落里看到了它的端倪。在这本书中,加缪有意识地提到了变老的问题。在另一个短篇小说《工作中的艺术家》(The Artist at Work)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加缪在生命最后阶段里的生活过于激荡,而且名誉也成了太过沉重的负担。但真正摧毁加缪的,毫无疑问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他对地中海世界的爱与对法国的忠诚无法调和,他最终被压垮了。虽然他明白,正是战争激起反殖民的怒火和暴力的反抗,但他并没有像萨特一样采取强硬姿态反对法国。因为当时,他的不少法国朋友正被争取独立的阿拉伯人用炸弹夺去生命,或者,按照法国新闻界的说法,这些朋友是被“恐怖分子”夺去生命的。因此,他选择了沉默。萨特在好友加缪去世以后,写了一篇动情、感人的文章,里面探讨了加缪有尊严的沉默里所隐藏的深重困惑。
迫于选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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