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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顿时使得寂静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胡适步入政坛,他曾在自己的自述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往后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有了很大的成见,并写了不少的讽刺、批评胡适的文章,甚至连鲁迅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都被批评为「也不见得好」了。
胡适面对鲁迅的讥嘲和批判,他从来不接招,总是以沉默来应对。1929年9月4日,胡适曾在给周作人写的一封长信中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0年,胡适率领新月社成员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了一次人权讨论热潮,并大力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的问题。随后,《新月》杂志因为惹怒国民党政府就被查封了。然而,不甘心的胡适紧接着又创办了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并说道:「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除此之外,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年年末,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知难行难》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并署名为佩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五
1932年底,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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