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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于当日国军的特务人员。
1941年间，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广西金城江候车时遇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一位干部，海男支吾其词，想要遮掩他与田汉的关系，却早为对方识破。但这位特务先生不仅帮我们找到车位，还要海男代向他父亲问候。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与田汉接近有如我者，也没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间田伯伯认为我长期留居美国“甚为可虑”，因此写信给我妹妹粹存，要她来信转告我这四个字：而我也因为这样结束了和田汉一生的接触。
<h4>曾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英雄崇拜</h4>
根据在大陆亲近田汉的人事后回忆，田汉死前虽曾写过若干“反美蒋”的文字，可是名义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做过顾问，此事距离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从他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来，他确实曾对蒋介石先生有过一段英雄崇拜（他还在文字里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
另外，他从日本旅行回来，因遇到蒋先生下野，当时他写过“于是我也随着我们的总司令下野了，虽说从来不曾见过总司令”的话。而且，田汉早年接近国民政府，也曾受到当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对与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润一郎对他稍示同情。这些人在中共文革时，对田汉的命运也有一定的影响。
田汉死后，我蒙田海男赠《田汉文集》一套，共十六册。曾前前后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看书的心得，只证实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汉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满腔澎湃的爱国情怀和传统的打抱不平侠义心肠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一贯的系统，他对时局的意见，也多系人云亦云。倒也因为如此，田伯伯是一个容易接近，容易与他肝胆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内由五卅惨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平息。可是几年前的文学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到了1930年间郭沫若只在福冈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汉则在上海主持南国社；又透过联华公司和电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传达于广泛的群众，例如“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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