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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罗伯特·詹金斯（RobertJenkins）船长被要求出庭，协助下院的委员会调查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对英国船只的劫掠。詹金斯曾是双桅横帆船“瑞贝卡”号（Rebecca）上的商人。在调查中，他并未出庭，但是他之前的证词让人浮想联翩。据说，他被戍卫科斯塔（Costa）的军官毒打，甚至差点儿被勒死，还被削掉了半只耳朵。国人受虐如此，复仇之火在20多年的相对安宁后又熊熊燃起。人们相信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之际正是自己的发家之时，而帝国无力管辖的地区里多的是传说中的金山银山。沃波尔政府不愿意为了自己都不信的流言，去耗费巨资发动战争；议会倒都是些好战之徒，却谈钱色变——这种情形不免让人想起1664年，以及那场灾难性的第二次英荷战争。好战的议会总是有办法的，“詹金斯耳之战”（WarofJenkinsEar）于次年10月正式打响。沃波尔直言：“现在他们擂响战鼓、神气十足，不多会儿就该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了。”
在坚定的主战派中，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弗农（EdwardVernon）的人，他官居中将，还是位议员。他声称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夺取西班牙的港口波托贝洛（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境内），11月时，他确实成功占领该港口，这部分要归功于西班牙人的懈怠——他们的火药都是湿的。弗农成了民族英雄，一时间冒出了许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弗农下一个远征的目标是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疾病在水手间蔓延，远征的结果也因此一败涂地。远征带来的最为持久的影响就是海军的酒瘾和民族感。给船员分发当地的饮料早已成为惯例，而朗姆酒则成了西印度群岛的代表。为了减轻醉酒的情况，弗农坚持朗姆酒要以水和酒2∶1的比例冲兑，这种冲兑出来的东西后来以上将的外号命名为“格罗格”（grog）：在穿戴制服成为定制之前，上将的穿着是出了名的邋遢，他常穿格罗格兰母呢（grogram）或罗缎（grosgrain）制的大衣。弗农回国后变得更为激进，喋喋不休地批评海军的管理。
1740年9月19日，乔治·安森（GeorgeAnson）准将率领一支由5艘战船、2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启程出发，一路上突显了海军的各种弱点。其一，观念陈旧：他们居然试图仿效一个半世纪前德雷克的方式，准备劫掠西班牙的船只。其二，人员不整：尽管允诺了劫后分赃，水手的素质还是太过参差。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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