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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旅英七载（1939—1946），所结交的英国文友中，至今仍对英国文坛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福斯特。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他痛心的是福斯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悉数被焚毁一事。进入了晚年凭记忆，他总说是“八十多封”。而1950年9月10日，当这批信还在他手里时，他在交给外文局人事部门（现存于他最后所属的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自传”中写道：“和他（福斯特）通信讨论他的作品四年之久，积信百多封。”我想应以早年写的为准。所幸其中四十七封留下了打字稿的复印件，由《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全部译出，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1988年第3期）上。萧乾本人不但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的文章。收入文集时，做了删节，题目也简化成《记爱·摩·福斯特》。
福斯特在附于《莫瑞斯》正文后面的“结尾的札记”中写道：“初稿搁笔于1914年。我拿给男男女女几位朋友看过，他（她）们都喜欢此作。然而，让谁看，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的。”萧乾是有幸读到此稿的惟一的中国人。现将福斯特致萧乾的信函中有关《莫瑞斯》的段落摘录如下：
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第28封，1943年1月1日。根据李辉译文，下同）
你也得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打字稿。（第31封，1943年3月10日）
见面时，我有兴趣听听你对《莫瑞斯》的见解，在记忆中它对我显得是典型英国式的，那倒也无伤大雅，只不过此刻我对地道的英国式事物，感到厌倦。（第33封，1943年4月17日）
我亲爱的乾：
今天早上收到你的第二封长信，很高兴《莫瑞斯》能使你感动。至于你在论文中涉及它，我得另作考虑。我愿意你论及它，不过西方人——东方人也许同样——特别荒谬，论及此书会有许多困难，这样一来，被纠缠于困难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我自己了。我再考虑一下，你不必为此而着急，如果不是某些情况，事情本来会好办一些。
同时，请注意另外几点：一，正如你所理解的，这本书和《最漫长的旅程》有着情感上的血缘联系。当然，《最漫长的旅程》是一部更富有诗意的作品，且不太成功。二，《莫瑞斯》把《霍华德庄园》中曾经主张的人际关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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