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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露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他还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皇帝最终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陟山西道监察御史,数梗言罢归。”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
明代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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