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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一九五○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俭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一九六八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郑阿姨。
一九五七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五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地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是建军节三十周年。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地尖叫。第二天是我八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