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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士兵才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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