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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在美学使用中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含糊性和自反性（雅各布森，1960年）。含糊性甚至使信息同通常法则下的可能性相比，显得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也是语言的隐喻运用（但不一定是美学运用）的一般特点［参见《隐喻语义》（Semantica della metafora）］。为了有美学信息，仅实现内容形式方面的含糊性是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在运用转喻变化当中可以实现隐喻的替代，这使得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语义系统，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所协调的世界。同时也需要在表达形式秩序中出现变化，这种变化使接收者在发现内容形式的变化的同时不得不回到信息本身，作为自然属性来观察表达形式的变化，承认内容中的变化同表达中的变化的一致性。这样一来，美学信息就成了自反性的，也就使它的外表组织形式进行了交流，这样就可以断言，在艺术中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性。这不应该意味着，这两个层面不可能分开，不是说每一个层面都有其特殊性，而是意味着，在这两个层面中，一个层面中的变化总是会作用于另一个层面。
在有关美学的探讨中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只是将这一说法维持在纯理论的层面。当需要在实践方面进行验证时，总是用现成的、特别复杂的美学信息进行验证，在这些信息中，层面的划分、法则和系统的变化、革新的机制都很难具体地进行分析。因此，这样做是有益的：构筑一种美学语言的简化模式来进行分析，提出一种特别简单的语言—法则，显示出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产生美学信息。这些规则必须是法则的内部规则，但它们可以使法则发生变化，既在表现形式方面，也在内容方面发生变化。因此，这一模式必须表现出这样的可能性：一种语言能够产生自己的矛盾对立，这种语言的美学运用是最能产生矛盾对立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同时也必须表明，一种语言在美学运用中在表现形式上所产生的矛盾会涉及内容形式层面的矛盾，因此也会涉及世界组织方式的重组。
为此我们设想一种初始状态，即伊甸园的生活，设想那里使用的是伊甸园的语言。
我们的伊甸园语言模式是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1967年）在他的语法方案中提出来的，只是米勒没有想到这一语言模式可以作为伊甸园的语言，也没有想在美学上运用它。他感兴趣的只是，检查一个人在使用两个基本符号（D和R）产生偶然的组合并得到有控制的回答时，哪些组合能向他表明是语法性的组合，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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