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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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