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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回想读过的作家时，总会回到过去的世界，即我们在初读那些作家时所认识的世界。我们会重新想起他们最初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渴望。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作家，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我们心头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加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一样，对我来说，都属于那种必读的作家。这种作家的文章会把人带到一个有待填充意义的地带，而且它暗示出，一切含有形而上学意图的文学作品都像人生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作家，如果你在年轻时怀着理性的希望读他们的作品，你就会受到激励，写出同样出色的作品。
我读加缪的作品，是在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的作品之前。当时我十八岁，在我父亲，一个建筑工程师的影响下，读了这本书。20世纪50年代，伽利玛出版公司接二连三出版加缪的书籍。我父亲如果不能在巴黎亲自买书，他就会安排人把书送往伊斯坦布尔。在仔细地读完这些书之后，他还很乐于谈论这些作家。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荒诞哲学”，但还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荒诞哲学”让他如此着迷：这种哲学并非来自于西方的伟大城市或其引人注目的建筑、纪念碑及房屋，而是来自于一个如同我们国家一样，部分现代化、部分伊斯兰、部分地中海的边缘化世界。加缪的《局外人》（The Stranger）和《鼠疫》（Plague）以及其他很多短篇小说，都发生在他童年生活的地方，而他对阳光灿烂的街道和花园所作的细致动人的描写，则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加缪是一个文学上的传奇：我父亲深深折服于他的早期盛名，而加缪的死也让父亲感到无比震惊。据说依然年轻英俊的加缪死于一次交通事故——各家报纸都热衷于将其称为“荒诞”事故。
像其他人一样，我父亲在加缪的文章里找到了青春的光环。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青春的光环这一说法如今能反映的东西，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时代和世界观。现在，我再读他的作品时，仿佛觉得加缪书中的欧洲还是一个富有朝气、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仿佛它的文化还没有分裂，仿佛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思辨，你就基本上可以看清它的本质。这一点反映了战后的乐观主义，就像获胜的法国要重申它在世界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的中心地位。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战后的法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这不仅是因为它文学的伟大，还因为其历史的伟大。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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