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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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