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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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