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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这一次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对脊椎穿刺来说，旧血比新血要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颅骨上钻一个孔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着自身不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再次裂开，我开始发高烧。我的情况，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暂地恢复意识。或者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你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还是这么说。”
杰克·乔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被替换成一个长长的石膏模，也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名称的东西。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减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整个过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对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送给我一个并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曾经想到<i>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i>但是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当我肚子里能够盛得住食物时，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经呆了两个星期。那时，已经逼近十月末。萨迪（通常，我记得她的名字，有时名字又从我的脑子里溜走了）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因为看到灯的时候我惊叫起来。那惊叫是某人忘记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i>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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