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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成长，并在1871—1873年间达到繁荣的顶峰。在政治上，它则使形势为之一变，最明显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为泡影。革命者本来希望这场繁荣会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这种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群众由于这段长期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7] 然而政治确实在复苏。在短暂的蛰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问题再一次被搬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制宪改革、人权自由以及其他问题。1851—1857年的经济膨胀，是在政治真空期中发生的，它延长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经济飞跃，却是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同时展开。另一方面，尽管被各种外部因素所中断，例如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然而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稳定的。下一个经济衰落期（发生在1866—1868年的某时，因感受和地点而异）不像1857—1858年那样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样引人注目。简而言之，政治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复苏了，但不再是进行革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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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还是生活在巴洛克时代，那么它将以壮观的假面舞会、圣歌游行和歌剧表演，在其统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世界，有自己相应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伦敦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851年），维也纳的罗托纳达圆顶大厅（Rotunda，“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每一个都展示了丰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个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有1.4万家厂商参展，这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参展的厂商数量，1855年巴黎博览会有2.4万，1862年伦敦博览会有2.9万，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国举行的“费城百年纪念会”。这次盛会由美国总统剪彩开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参与盛会——头戴王冠之人现在也习惯在工业产品面前俯首赞誉。来此参加喝彩的还有当地的13万市民，他们是到此光顾“时代之进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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