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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形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个普鲁士，但不包括奥地利，也没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区域（麦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以及石勒苏益格）。这种状况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强权都是日耳曼邦联的成员，假如两者一起加入未来的德国，应当如何协调；（三）对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君主国将如何安排，这类君主国从中等大小的王国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国不等。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在自然边界上都与奥地利帝国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幸运的是，这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混合碰撞，在当时已经不具爆发性，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紧随着革命失败而来的经济繁荣，拆去了爆发的导火线。总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发现他们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不安是由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和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有时甚至是被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从前更易受到内部不满的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对外战争失利之时，例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帝国在萨奥战争之后。但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以外，这些新的动荡不具革命性质，而即使在这一两个特殊地方，动荡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这期间最具特色的插曲，是发生在1861年选出的强硬自由派普鲁士国会和普鲁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完全没有对国会让步的想法。普鲁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威胁仅仅是口头上的，于是主动挑起争执，然后干脆任命当时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麦——担任首相，实行没有国会或者把拒绝投票赞成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的统治。俾斯麦这样做了，而且毫无困难。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是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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