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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弹奏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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