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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大家一致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可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世上的确只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让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动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个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一小撮密谋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兰”或“德意志”,只有对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义。
如果新兴的民族主义只限于民族革命兄弟会的成员,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实上,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以双元革命的结果出现,并显露在政治自觉之中。这些力量当中,最早出现且最强大的是小地主或乡绅的不满,以及在许多国家当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两者的代言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
小乡绅的革命作用,也许可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说明。总体而言,当地的土地大亨早就发现与专制主义和外国统治达成协议,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吸收为维也纳宫廷的社会支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参加1848年革命。对于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zpospolita)的记忆,使波兰的地主权贵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准民族主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Hotel La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é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1/8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了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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