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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例外,时间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抗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时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参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突破常规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国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讨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德国现实政治权力的经营,各国一时尚可勉强容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还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定。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与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实际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收回。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国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所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局势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国际(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以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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