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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以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例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0—11）。旧有的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信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求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的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根据需求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的时代，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金、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20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的最后武器——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诚然，将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经济困难，拿来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难题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虽然在这个新的20年里，另一场“经济大萧条”的恐惧时时萦绕人们心头。“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许多人都这样问。尤其是在1987年时，美国（及世界）股市一场极具戏剧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国际汇兑发生危机之后（Temin，1993，p.99），忧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开始的数十年危机，其实并不比1873年后的数十年间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意义（虽然1873年那段时期也被人视作大萧条），这一回，全球经济片刻也未崩溃——不过当黄金时代于1973—1975年结束时，的确有几分类似古典的循环性萧条。当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在短短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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