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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糟糕一类挑衅性问题的反应。
穆斯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老师是否利用纳粹时代的恐怖，作为威吓儿童的大棒。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出生的老师，成了恐怖的转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自己也负有责任。他们据称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置身于纳粹时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为他们现在与政府对立。他们认为，那些在核能源、裁军、环境污染一类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者，通通抱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念。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凡今天持不同见解者，“那时”也必定会是受迫害者出现。今天在德国，人们因政见的不同就可以被纳入“受害者”和“害人者”两大类。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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