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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饥一餐、
饱一顿的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
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是年九月
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截留了
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
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
郁的心情。
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日内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
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十八日又写道：
“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
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
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
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然说道：近来，“幸饷项来数
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
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一过不去之
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
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
不加节制，于第二年（同治二年）再次截留朝廷批准解送曾
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
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
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首次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
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
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
隘也！作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
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
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
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
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
而动心忍性，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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