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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
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
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
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
期便民”。曾国藩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
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
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即只有“公
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
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
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
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
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
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
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
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经这样
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
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
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
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
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
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
军，也治不好家。
对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
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
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
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
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
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
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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