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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铜钱（这是当时中国的标准货币）应当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个省份中，这个标准随随便便地变化着，一串钱从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陕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文，人们却习以为常。银子买卖中的称量也是同样，除非偶然巧合，没有两个地方使用同样的“两”，隔开几十里路，秤的大小就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差异，虽然这种情况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却没有人想到加以统一。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过同样的被废弃的公路，几百年前宽大整齐的石板现在凌乱残断，东一块西一块地弃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现在成了交通障碍。当初修建这些道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现在却由于无人管理而被任意毁坏。这位美国牧师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惜，痛惜之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史密斯的记载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然而，当我们稍微认真地翻阅一下历史时，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科举制度表现出完整、有序、严谨、实用的金属性质的特征，在整个模糊漶漫的背景下显得特别醒目。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时代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人才这样宏大的设想，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才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制度的社会组织力和它的效率。从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科举一样，动员起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参与。从繁华的内地到荒远的边疆，从达官显宦到每一个山村里的农民，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因为每一次考榜的公布而被大面积搅动，由此造成的社会情绪的兴奋激动很久才能平息。从贫穷的农户到最高贵的王公家庭，都有孩子为了投入这种竞争而在灯光下紧张地学习。在幅员如此广阔而交通和通讯手段又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环环相扣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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