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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毕露,不过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国民党的对立。
袁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同时部署一切军事计划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产生,而国内的多数党却正是国民党,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比较有妥协性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这时留京的国民党员已伤透脑筋,拿这问题来谈岂不是更头痛。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讲法理。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外交严重,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紧急,所以反对用武力对付袁。他的主张受到多数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国民党对于解决纠纷的办法是:“宋案责成法院,借款责成议会。”并拟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兆铭等为调和专使前往北京。
袁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国民党方面仍希望不致决裂,所以6月10日李烈钧有蒸电报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6月16日胡汉民有铣电“请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释“宋案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而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就表示要辞职。这一切并非国民党施缓兵之计,实在因为国民党的多数派还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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