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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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