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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问题”发生后，举国视线集中于对外，但是内政方面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财政了。前面已说过，袁政府在唐绍仪时即已罗掘俱尽，非借款无法维持。唐阁垮台，又拖了多月。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后，变成了借债总长，起初借200万、100万，后来则借几十万，最后乃至几万甚至1万都在借，甚至1万的小数目都无法借，政府中能抵押的东西都在抵押，如自来水公司押了4万，闹出双包案，于是大打官司。
自熊希龄担任财长与六国财团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分别电令驻外代表觅求借款路线，一时驻外人员均以找寻借款路线为工作主要对象。要知道那个时候，负责达成借款的中间人，无论外交总长或财政总长，以至经办人，都有佣金好拿，借款又救国又利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时驻外代表纷纷奔走，今天这个来电说：某大外国公司可借若干千万，明天那个来电说：某大外国洋行可借若干千万。当然，这都是空中楼阁，谈了毫无结果，于是天天有好消息，天天都是落空。周学熙实际负责财政部，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因此，他认为不可完全仰赖驻外代表这种无轨电车的乱搭线，认为仍应与六国财团接触，于是他分别和日本正金银行代表小田切及英国汇丰银行代表西利尔接触。
周学熙和西利尔的谈话很有内容，因为西利尔反应了当时列强对于“中国要求大借款”的看法和打算。
周说：“大借款不成功，对中国当然非常困难，而这种困难之形成的后果，对于和中国有密切商务关系的英国亦极不利。因为大借款之开出的条件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很容易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对，由反对而引起的行动，可能动摇了才告立国的中国社会，这是很值得列强各国注意的，尤其是英国。”
西利尔说：“我个人看法和阁下完全一致，不过您应该知道，这次大借款的条件，一部分是由银行团磋商，另一部分是受各国外交部的提示。列强对中国的政策有两点：一是不愿中国被一个或两个有野心的国家所并吞，所以必须在中国维持均势；另一是不愿见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中国维持现状。自中国革命成功，我欧洲各国都有戒心，深恐中国扩充国权，因此希望通过大借款维持各国均势，同时监督中国财政。我们不愿中国借了我们的钱来培植力量，驱逐我们，所以借款用途必需详细规定，加以监督。”
周说：“中国在建国期间，至少十年内没有能力对外，这点列强太多疑了，我希望恢复大借款谈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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