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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里说的“作品”是有自己的确定的结构特性的客体，这样的特性容许并协调演绎的多样性及其前景的变化。
然而，为了弄清当代艺术理论所希望的含糊性的性质，这些文章必须面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第二个前景，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第二个前景具有首要意义，即要设法弄清，艺术家们的行动计划如何呈现出与当代科学研究范围内确定的行动计划的类似之处。换句话说就是，要设法弄清，作品的某些概念是如何同科学、心理学或者当代逻辑学的方法相一致或者明确的相互关联之下而产生的。
在介绍这本书的第一版时，当时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综合为一系列的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公式。当时写道：“这些探讨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艺术和艺术家（他们所代表的形式结构和诗学计划）面对偶然情况、不确定性、可能性、含糊性、多元价值所做出的反应……总体来说这是对当代艺术同各种无序打交道的各个时期的情况的研究。这不是盲目的、不可救药的无序状况，不是对任何有序可能性将一军，而是现代文化向我们表明的存在很多可能性的无序状态；这是传统秩序的破裂，西方人认为这种秩序是不变的、确定的，是同世界的客观结构相一致的……现在，由于这一概念在长时间的有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融于方法论的怀疑、历史辩证法的确立和不确定性、统计或然性、临时性和变化性的模式的可能性之中，所以艺术只能接受这种状况，只能努力——作为它的职责——给这种状况以形式。”
但是必须承认，这里涉及的是不同领域的关系，是活动方式的相似性，在这些微妙的问题上，尽管已经十分谨慎，一种涉及隐喻的论述仍然会有被认为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更深刻更严格地确认以下几点：一、我们的研究范围是什么；二、开放的作品的价值是什么；三、谈论“开放作品的结构”、以这一结构同其他文化现象的结构进行对比意味着什么；四、最后，这样的研究应该到此为止还是进一步联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