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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1694年女王去世时，也未能见得医院全貌。但建成之后的医院被称为“我们拥有的最庄严雄伟的建筑群”7。其壮丽的绘画厅并不常对那些领抚恤金的老兵开放，却因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JamesThornhill）那幅庆祝胜利的画作而声名远播。绘画位于大厅中央，图中国王威廉击败路易十四，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对于17世纪90年代来说，提出这个胜利的预言还为时太早。大厅直到1726年才得以完成，此时，这幅画作所言之物确已凿凿。这绘画厅让人忆及西斯廷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展示了不列颠对海洋霸权的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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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基普（ThomasKip）1699年根据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的计划所绘制的格林尼治医院鸟瞰图。
航海术
早期的水手对海岸线、地标、暗礁和险滩了如指掌，一如乔叟笔下15世纪的海员：
每个港口他都烂熟于心，
从哥得兰岛（Gotland）到菲尼斯特雷角（CapeofFinisterre），
再到布列塔尼（Britanny）和西班牙海岸的每一个小港……
这便是引航术，沿用至今。
早在15世纪，航海家就应用指南针指引方向。然而，指南针并非直接指向北极，而是指向反复无定的地磁北极。说到测量船速，航海家的方法是首先将打结的绳子绑在一截圆木上，将圆木从船尾抛进水里，然后计算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个绳结滑出船尾，以此绳结的数量来表达船速。海潮、风压差、方向以及航行距离等因素都被用来测量船的位置。假使一步演算出错，就可能会使航船偏离数英里远，因此当航行途中观测到前方陆地时，他们便会紧绷神经，格外小心。
自古以来，航海家就利用恒星进行导航，政府也大力资助天文学的发展。例如，1675年，查理二世在约翰·佛兰斯蒂德（JohnFlamsteed）的协助下在格林尼治建立了皇家天文台（RoyalObservatory）。约翰得到国王的指示，呕心沥血修正天体运行情况的记录以及恒星方位的记录，以确定最理想的经度位置来完善航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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