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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
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
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
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
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
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
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
“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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