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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大刀队”夜袭。后来，作曲家麦新在上海为此专门谱写一曲，就是现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
3月16日，日军放弃喜峰口，改向罗家峪进攻。“喜峰口大捷”由此声名远扬，而二十九军和他们的“大刀队”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方面在一败再败、退无可退的情况下，第一次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受挫，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场大捷，而是这场大捷背后所体现的三个问题。
<h3>3</h3>
第一个问题，是这场战役的本身。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战成名。但整场战役，其实不是二十九军一家在打。
事实上，除了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外，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的，还有东北军和中央军。
其中，东北军王以哲的一〇七师，以及中央军第十七军的关麟征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门一带的阵地打得尤为惨烈，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过程最激烈的战斗。
但这场各路军队汇集，倚仗长城险关，与日军殊死一战的“长城抗战”，最终其实是失败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649619.jpg"/><h5>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是张学良亲信，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和实施人之一。1937年2月，东北军兵变，王以哲遇害</h5>
“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30万人，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关东军，一共只有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中国军队伤亡4万人，而日本军队，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2600人。
到了1933年5月，中国军队防守的各路长城阵地已呈现崩盘之势，只能全部撤退。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这无疑是一份耻辱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能越过警戒线。日本军队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侦察长城以南地区，中国方面还应该提供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
从此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无险可守，日军可以轻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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