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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企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被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借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1] 。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的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剧烈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了，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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