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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司令员，联系和谈问题。白崇禧对此极力支持，不仅派专车、送路费（银元300元），还亲笔给刘、陈二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文，似乎有诚意和谈。
1949年3月，李书城由河南解放区回到武汉，满怀希望想面见白崇禧，然而几次都未见到，李书城只好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白崇禧，也不见回音，很显然，白崇禧所谓的和平愿望和他对和平运动的种种支持，其实只是一个骗局。
1949年4月下旬，周杰等地方耆宿去见白，恳求他维持武汉的和平秩序，白崇禧一听，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的意思我知道，无非是要我退出武汉，不在武汉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又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试问：我再退到哪里？”接着白崇禧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间的皮带道：“我是个军人，守土有责，我不能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顽固嘴脸，暴露无遗。
尽管白崇禧出尔反尔，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已兵临武汉城下，和平促进会仍不断变换方式与白崇禧周旋，目的只有一个，力求人民休养生息，城市不受破坏。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又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要求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信。
对于人民的呼声，白崇禧无动于衷。因此，和平促进会配合中共江汉军区的地下工作者对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警察局长胡慎仪进行策反。还利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时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组织了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救济会成立之时，已传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捷报，白负隅顽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烧杀抢掠是完全有可能的，救济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和他的总部已由汉口撤到武昌大东门一所学校内，准备南逃。
为什么前两天白崇禧还在大喊“守土有责”，而这两天又慌慌张张不战而逃？原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南昌亦已陷于南下大军的包围之中。一旦南昌解放，人民解放军即可沿浙赣线直捣湖南，白崇禧队伍的退路都将被切断，而且张轸率领的两个军有在贺胜桥起义，截击白军的计划，如此一来，白军必将全军覆没。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已不见踪影。
“李白”一家亲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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