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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杂草对荒地的占领几乎从来不是永久的或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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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草而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如今的它们正处在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同时受到的打击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厉。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但不同的控制技术会对文化产生不同的副作用。20世纪40年代，有机磷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数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态度）产生的影响超越以前任何一种技术。化学性除草剂是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杂草如今都十分稀少难见，倘若被约翰·克莱尔知道，他大概会说这些杂草“从我们的知识中消失了”。但化学除草剂与最原始的史前徒手除草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只是选择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从想要的植物中去除的过程。而正如锄头会给那些根系深且可以从断根中重生的杂草个体带来优势，扬谷会帮助那些种子与农作物谷粒大小一样的杂草演化，化学性除草剂也会积极推动那些生化系统独特、对毒药免疫的杂草植株进一步演化。第一种对有机除草剂表现出抗性的杂草，它的脱颖而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与园丁们素有渊源的千里光中有一批对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西玛津出现了抗性。千里光从萌发到结种只需6个星期，一年中可以繁殖5代——这就像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大型新物种培育实验。20年后，又有50个物种对大量除草剂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抗性。
随着除草剂的毒性和有机程度越来越高，杂草中也演化出了更顽强的种类，这种无尽的化学对弈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就是使公众们对除草剂产生了抵触情绪。现在许多园丁都会容忍甚至乐见丰富多彩的杂草在他们的花园里出现。整个未经开发修整的花园角落可能都会被留给杂草，以及被它们吸引来的昆虫和鸟类（这样一来杂草们就被放在了“正确”的地方，从而使它们也不再是杂草了）。胆子更大的人还会把荨麻、蒲公英和繁缕采来做野菜吃。
在乡村，一些农民也在形成类似的温和态度，他们会在自己的田间地头为杂草留下6英尺宽（约合1.8米）的生长带。平心而论，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让另一种农产品——雉鸡受益。但这些杂草带也为雀、仓鸮和昆虫提供了庇护，而这些生物又有利于植物传粉和害虫防治。如今英国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包含了20种杂草，这意味着政府会为增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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