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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可以断言，工业工作本身特有的组织结构以及都市化——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说是新生活最戏剧化的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当时仍有某些地方性职业和城镇继续存在，掩盖了它的深远影响。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1887年），德国教授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划分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这对孪生兄弟如今已成为每位社会学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词。滕尼斯的划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划分（即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将社会的进步总结为“从身份决定一切到契约决定一切”。问题核心在于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农民社团和都市化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而是以老式城镇和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区别为基础，他称资本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商业的城镇，由于商贸控制了生产劳动，因此也可说是工厂的城镇”。[5] 这个工厂城市的新奇环境及其结构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除铁路外，城市是工业世界最突出、最明显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神速。19世纪上半叶，只有英国的都市化年增长率高于0.2。（这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之间以年为单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水平。）[6] 比利时几乎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间，奥匈帝国、挪威和爱尔兰的都市化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比利时和美国的增长率则在0.3—0.4之间，普鲁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0.4—0.5之间，英格兰、威尔士（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以及萨克森的年增长率更在0.5以上。如果说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7] ，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种进展还不算很快——直到19世纪末，都市化速度达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平的国家还不到12个。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国家（除苏格兰和荷兰）均达到了这个水平。
这个时期典型的工业城镇，从现代标准来看，也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欧和东欧有些首都（它们都向特大城市发展）也成了主要制造中心——例如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1871年奥尔丹（Oldham）的人口有8.3万人，巴门7.5万人，鲁贝6.5万人。事实上，前工业时期的著名老城市，没有几个能吸引新型产品前去安家落户，因而典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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