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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唐朝，这些科目才被改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算、明字、制科，选拔人才的标准从模糊不清的道德描述转为各类才能的分级考核。
盛唐是中国人精神史上的青年期，什么都想尝试。唐代是科举制度最富活力的时代，制科名目最多，皇帝们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别出心裁，设立一个科目，有时这个科目就是帝王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比如“日试百篇科”，就是要求士子一天之内写出一百篇左右的诗赋。还有“日试万言科”，也是类似吉尼斯纪录比赛一样的大规模竞赛。这种近乎恶作剧似的做法虽然有悖于科举制度的严肃精神，却也反映了唐代帝王文化心态上的乐观好奇、精力过剩。
在更多的时候，这些科目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列举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让士子们畅所欲言。也确实有一些俊逸之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锋芒毕露，直抒胸臆，提出自己的政治创见，直接影响了有唐一代的政治风气。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词林文苑科考试，二十二岁的张说在策试中公开抨击武则天手下横行一时的酷吏是“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提出“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一时震动朝野。第二年贤良方正科考试，张柬之直言批评武则天用人不当。他说武氏选拔官吏时，“或凭门资擢授，或以勋阶莅职”，这些人在任上，往往“不顾廉耻，抵触罗网”。他公开评论：“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人，无三皇之吏。”面对这样尖刻泼辣的指责，武则天非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揽卷而笑，连呼奇才。这二人也因此而名列高等，被武氏施以重用，先后成为一代名相。你不得不承认这妇人果然了得。
在科举实行的初期，由于制度的空缺，投靠权门、攀附请托这一社会痼疾乘隙而入，而且在唐朝一度还十分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考生考前四处向达官显贵推销自己，结交名门，制造自己的社会声望。大唐天家性格风流者多，有时候金榜上的名字就因他们的喜怒好恶而任意改变。大诗人王维年轻时风度翩翩，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他的一位做官的朋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他结识了一位爱好音乐的公主，王维的琵琶征服了一位追慕风雅的公主的芳心，据说他就是靠这位公主的提携而高中状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富于诗意的浪漫作风与选择人才这样意义重大的事不相协调，于是各种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在唐代的刑法《唐律疏议》和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都出现了关于科举考试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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