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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约略的统计。以1850年的清代为例，当时全国的人口为四亿四千万。其中读书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将是四百四十万。考虑到中国社会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的传统，这个数字也许偏低了，而这一年，通过种种考核，最后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在这二十二万四千人之中，选拔出了四千余名举人，二百多个进士。中举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题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说，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从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这样暗淡的前景竟然丝毫不能影响人们的热情，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堂。因为在这个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取功名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科举制在把机会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的同时，却也封闭了人生的其他可能；这样一个豁达的开放式结构的制度，最后却逐渐紧缩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网住了社会，缚住了历史。
毕竟前景太诱人了，毕竟有许多范进式的中彩者在做着动人的活广告。还有那么多的循循善诱。请听大宋真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劝学文吧：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即使把读书当做一种牟利手段也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长处。“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这首诗的作者看起来像是一位颇为精明的商人，你也许想不到，他居然是可以划入思想家行列的王安石。他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司马光在这一点上和他倒志同道合，司马光也曾凑热闹写了一首劝学诗：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
室中若无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这些浅显易懂的宣传品听起来总有一种近乎哄骗的味道，就像拿块牛皮糖放在小孩子面前。功名取代了其他一切价值标准。不能不说，科举制客观上对健康人格起了极大的销蚀作用。
唐时的新进士们有一个奇怪的风俗，那就是及第之后，都必到平康里一游，平康里是个什么所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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