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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他以“刚毅木讷”的禀性和“强力努行”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表明：“一把铁锹在其他古国可以发现奇迹，在中国同样可以发现奇迹。”如果说他是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实践者，胡适则是思想启蒙的大师，“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两人殊途同归，在强调知识需要实证，需要科学的考据方法这点上，有着极大的共识。
李济字济之，胡适字适之。“济”有调济之说，“适”有适应之意。有趣的是这两位留美的洋博士人生偶有交合，晚年还一起在中研院共事，李济出任代院长、副院长，协助中研院院长胡适。然两人的家庭出身、性格禀赋、成长经历、受学背景、治学方法又各有不同，济之未必适之？李光谟曾评论父亲李济与胡适的关系，“学术观点相近且不太隔行，政治观点大致相同。说老友尚可，称至交则未必。”
胡适比李济长五岁。他们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那时，李济是中研院史语所三组主任，胡适是史语所通信研究员。但胡适对李济的工作颇为支持。他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道，20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出版，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small>1</small>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此后中基会每年还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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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胡适与李济在“中研院”史语所办公楼前。
胡适与李济在政治上的结盟与行为上的互动是在1934年，两人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 1932年年底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那年年底，李济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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