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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支持。马礼逊是近代最早来华的传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英文季刊《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其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和其邻近国家的各种消息；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杂文逸事；译自汉语、马来语等语言的翻译作品；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印度基督教传道差会的工作进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状况”。（米怜《新教来华最初十年》）这份坚持了五年的刊物对于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怜去世后停刊。1827年马礼逊计划在马六甲再次创办一份名为《印支丛报》（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载有关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语言、哲学、习俗、文化的论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选择马六甲，首先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伦敦会传教士在那里已经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础，此外马六甲当地有不少华侨，与广州的往来也十分便捷，有利于收集和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印支丛报》的计划后来未能实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礼逊会大力支持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在实现自己早年的计划。
裨治文办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这样就解决了刊物的印刷问题。裨治文一开始不仅负责《丛报》的编辑，也负责印刷，1833年10月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作为传教士、印刷工到达中国后，从裨治文手中接过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参与《丛报》的编辑。1844年11月卫三畏回美国休假后，裨治文接管了卫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参加圣经中文本修订，将《丛报》交给自己的堂弟负责，直到1848年9月卫三畏返回广州为止，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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