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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是值得大力赞扬的一部著作，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那时中国还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国家，美国人即使读过这本书，了解的也是那个时期的情况，面对今天中国的开放，美国人会对中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也会很乐意了解那场带来中国开放的战争的前因后果。”鸦片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但却大大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卫三畏抓住了这个契机大做文章，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完成了《中国总论》这部后来居上的著作，不少评论者认为该书是美国对中国最好的介绍。《中国总论》出版后受到了欧洲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先后被翻译成德文、西班牙文，使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首次听到了美国的声音，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依赖欧洲了解中国和一味进口欧洲汉学的局面。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前言”中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剥离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所被给予的那种奇特而无名的可笑的印象”。18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虽然影响了美国的一些高端人士（如富兰克林），而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小。18世纪末美国建国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欧洲的这股“中国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写的大量书信和著作给欧洲带去了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形象。但18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耶稣会士影响的减弱，特别是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负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美国人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风气。早期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向美国民众传递的是这样一种中国人形象：衣着滑稽、迷信、狡猾、残忍、对官员的贪赃枉法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熟悉中国的卫三畏显然觉得有必要纠正国人的看法。例如他在第11章《经学》中对孔子学说是这样进行评述的：“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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