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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Reed，1857—1858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转引自《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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