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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梁思永等学者,而他们正是安阳考古挖掘的主要领导人。这无疑为顾的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顾立雅特别有幸参观了1935年春第11次挖掘——侯家庄西北岗第2次挖掘,对此李济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清理了西区4座大墓,揭开了东区411个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牺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头骨或无头躯干,这显然为‘人牲’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大墓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这些墓过去不止一次被盗,所以还没清理到墓底我们就知道不会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就足以使人惊异了。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只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才能描绘出它的轮廓。较有价值的遗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许多体积大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等,这些都不是在原处而是在被盗后墓道的填土中发现的。”(详见李济《安阳》一书)这次被李济称为“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续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间吸引了不少学者来参观,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来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顾立雅是1935年5月份去侯家庄的,主持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挖掘出来的头骨的特点,顾立雅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51页)离开安阳后,顾立雅又到了开封,参观濬县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宝钧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队对濬县辛村卫国墓葬进行了两次挖掘,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周代墓葬。郭宝钧的发掘报告直到1936年才发表(题为《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但在顾立雅去参观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和盘托出,让顾立雅获益匪浅。
结束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后,顾立雅开始利用几次考察所得,结合书面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论文过于专业,在几位热心朋友们的建议下,他开始用通俗的笔法写作《中国之诞生》,他后来回忆说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顾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6—7月份。5月份的安阳之行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此后不久他就回国任教了。
《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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