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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富路特在讨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前，对前朝的文字狱也做了简要的回顾，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乾隆大兴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来，“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英文版第6页）所以富路特认为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该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的欢迎，有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Carroll B.Malone书评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该书同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雷海宗和武汉大学郭斌佳两位历史学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书评开篇时写道：“近年来对于清代文字狱的问题，国人搜集材料与研究的工作虽然不少，但有系统概括一切的专著仍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师Goodrich先生这种勇敢尝试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欢迎。”
在雷海宗看来，富著中有三点是“很动人的见解”：（一）“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二）“无论当初的计划如何，四库的编纂后来成了铲除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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