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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对于这一巨大的差异，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这样的大差别，应当不是偶然的。
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之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这里他不是像分析语言问题那样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一位中国学者——钱玄同的观点为靶子。钱玄同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中认为《左传》和《国语》是由一书瓜分为二而成的，他的理由是：（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所存春秋时代底周事尚详；（2）《左传》所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而齐语则专记此事；（4）《晋语》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6）《楚语》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8）《越语》专记越灭吴之经过，《左传》全无。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这几点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深入考察，还是可以打破的。卜德指出，在讨论细节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从总体把握《左传》、《国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宗旨的不同”：“《左传》是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记载，故能表示一年一年的政治上的大事，然而《国语》不是通史，它只是好些演说词的合编，所以容易含有许多不正确的传闻，而不必用历史的观念对于大事作系统的记载。”换句话说，《左传》有历史的观念，而《国语》则无。有了这样大的观照，再来看细节问题，就比较清楚了。针对上文钱玄同的（1）（2）（4）（6）条理由，卜德反驳道：“《左传》记周事颇略，《周语》则甚详，没有什么可怪：春秋时代的周朝已经衰落了，与大事不生什么关系，所以《左传》记得颇略；可是都城所在，遗留的故事很多，所以《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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