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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版第27—28页）至于这所学校的生活条件，只要提两点就足以说明，一是该校位于东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它在周围平房的包围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是该校有个网球场，这在当时的北京颇不可多得。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韦慕庭于1932年秋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由于奖学金数量不足，他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兼做该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与他相比，费正清还要更辛苦些。费正清1932年初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北京，一开始他因为有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适，1933年该奖学金到期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失败了，于是只好到清华大学去兼课，为了在9点钟之前赶到学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远在郊外的上课地点。好在1934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了。
当然，即使是在奖学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也不会困难到无米下锅的程度。当时美元与银元的兑换率是1∶5，留学生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住宽敞的房子，并至少有一名仆人。他们苦读的夜晚也不缺少红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们则或者料理家务，或者干点零活（如教授英语）以补贴家用。来北京前还没有女朋友的卜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来自俄国，结婚后一直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后来还帮助丈夫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195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读本科时就已经认识了；新娘的父亲是哈佛大学鼎鼎大名的生理学教授，1935年曾应协和医学院的邀请来华讲学，同时当然也公私兼顾地看望自己的女儿与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1934年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192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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