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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门同仁的心声，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1920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寅恪则用诗句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焦虑和期盼，1929年5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种认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民国时期来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使我们感觉这种忧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从1920年代末开始，第一批美国汉学专业研究生陆续来到北京进修，主要有孙念礼（Nancy L.Swann）、富路特（L.C.Goodrich）、魏鲁男（James R.War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Creel）、毕格（Cyrus H.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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