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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绍了中国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发展历史。在讲到短篇小说时，他这样写道：“许多小说都是用纯粹的风格来写作的，特别是16卷的《聊斋志异》，其内容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表现力都是很突出的，值得那些想研究博大精深的汉语的人仔细研读。”接着他摘抄了《种梨》、《骂鸭》两个故事，以此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奇思妙想和道德劝诫。
除了《种梨》、《曹操冢》、《骂鸭》之外，卫三畏完整翻译的第四个故事是《商三官》，译文刊登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8期（1849年8月）。在《译后小记》中卫三畏写道：“商三官的这种复仇行为在中国的道德家看来是值得称赞的，否则由于官员的疏漏或不公正就会使罪犯逍遥法外而不受应有的惩罚。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这个故事说明中国人普遍认为父母之仇是必须要报的，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和希伯来人以血还血的观点相比较。”
从上文可以看出，卫三畏曾经在三种书刊上译介过《聊斋》中的故事，其中最早也最多的是1842年出版的《拾级大成》；由此可以修正王丽娜的结论，而且除了《种梨》和《骂鸭》外，最早被卫三畏完整翻译成英文的还有《曹操冢》。另外，王丽娜所记《种梨》和《骂鸭》之译文在1848年版《中国总论》中的页码（693—694页）颇可存疑，据笔者看到的版本是在561—562页。
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在权威性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分《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列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中国总论》可以说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所以比较容易受到关注。2003年，程章灿教授在《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一文中提到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总论》（其依据也是王丽娜），他在考察了《聊斋》在西方的多种翻译后发现，“《种梨》在欧美译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与最有名的《崂山道士》等篇相媲美。从这一点来看，说《种梨》是在欧美国家（这里主要指英美法德）中最为流行的《聊斋志异》篇目之一，应该是不过分的。”（2003年9月24日《中华读书报》）《种梨》构思奇妙、语言生动，确实是《聊斋志异》中的精品；《骂鸭》、《曹操冢》、《商三官》也都是《聊斋》中文学性比较高的篇章，卫三畏选择这几篇进行全文翻译颇足以表明他的文学眼光。
《拾级大成》出版于1842年，郭实猎的文章也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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