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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卜德的来信说，他现在美国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向洛氏基金请到一笔款子，算是捐给这个大学。这个大学用这笔款请我于1946年去当个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的第二部分。我答应了，于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翻译工作。……到1947年暑假，卜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翻译工作又一次中断。
好在1948年秋卜德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了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一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时代，冯友兰和卜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卜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西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按：应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页）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到1973年已经印刷了7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书也有命运。至于人的命运，则更是风云莫测。1978年10月，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卜德是成员之一，据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记载，“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要求，但冯从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直到1980年代冯友兰走出“文革”阴影，两位合作者才于隔绝三十年后再次见面。
<h3>二</h3>
《中国哲学史》本来是为中国学人而写的专著，现在要翻译成英文，内容宜乎有所调整。
为了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卜德在征得冯先生同意后在翻译中对原著做了一些增删。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个辅助部分：译者前言、中国哲学家年表、参考书目、索引、战国地图。正文中的增加主要是背景知识，有些直接加在正文中，有些则以译注的形式放在页下。如讲到墨子的时候，卜德有页下注云：“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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