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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1947年生于慕尼黑，长于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学，就读护士学校。二十八岁结婚是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银行工作。他照料我们，我照料家庭，日子过得不错。
故事的这一部分也不复杂，或许可以概述如下：十三岁时，我发现父亲并不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营任职。而母亲也不像她讲的那样，待在家里忧心忡忡，等待前线传来的丈夫的消息。不，父亲每晚回家，就像从办公室下班归来。然后，他坐在桌前，母亲已为她这位勤奋工作的丈夫准备好晚餐。他尽他的职责，她也尽她的职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父亲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和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直到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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