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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罗登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4月1日、2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安顺路罗先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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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登先生（2004年4月2日熊卫民摄于罗先生家）
毋庸讳言，1978年以前，“左”的思潮在中国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居于主导位置，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干部普遍“左”倾。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干部是比较平和的，他们理解基层民众的自然欲求，并不完全认同上级的某些“左”倾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可这个度很难把握好，稍有不慎，就会被斥为“右倾”，处理轻的要求深刻检讨，处理稍重就是淘汰出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但又研究得相当少的是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尤其是各科研院所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学术秘书、所务秘书、党员副系主任、党员副所长们。他们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作为高级领导——他们在科学方面常常是外行——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在党大包大揽的时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在单位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的境况、科研成果的多少等。
本访谈立足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展示了部分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随后遭到批判乃至逆向淘汰的过程。
罗登，1928年生于福州，1947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参加工作队随解放军南下，1953年应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归队”召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1978年4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任所务秘书、党支部书记，后历任实验生物研究所科研生产组组长、计划科长、副所长等职。
<h2>帮科学家分忧</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李小骝书记<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5I4.png" />介绍，您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了几十年，而且您和另外一些老同志已花了两年的时间，于新近整理了一本《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志》（初稿）。您一定对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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